那是三月的一個傍晚，我第一次聽見城市的寂靜。

銅鑼灣的人潮像退潮一樣消失。紅色小巴孤零零停在路邊，司機趴在方向盤上打盹，像一隻疲倦的甲蟲。茶餐廳膠簾垂着，桌椅疊起，蒙了薄灰。我站在窗邊，聽見細葉榕的葉子被風吹得沙沙響——住了十五年，第一次聽見它的聲音。城市像清空的戲院，只剩穹頂的燈照着空座位。

這是我身陷的第一個災場：一座過分安靜的城市。

我家在旺角唐樓七樓，四百呎，五口人。空間窄得像把五個人的呼吸摺進同一隻信封。爺爺肺不好，咳嗽像生鏽的門軸被擰開，悶響接着喘息。母親每天戴兩層口罩出門買菜，回來用酒精噴鞋底，「嘶」的一聲，白霧升起，像驅逐恐懼的儀式。

第二個災場，是四百呎關着五個人焦慮的家。

網課時妹妹打翻橙汁，鮮豔的液體滴到我褲上，洇開一朵暗橘色的花。我按住麥克風說「別動」，鬆開時老師已叫了下一人。我的答案淹在果汁裏，無人聽見。父親在陽台辦公，屏幕光把眼袋映得發青。紅被單飄到鏡頭前，他的臉罩在流動的紅光裏。筆記本砸在地上，他愣了三秒，撿起，繼續對屏幕微笑。

最難熬是晚上。爺爺呼吸粗重如拉風箱。我躺在閣樓牀墊，天花板有塊水漬像展翅的鳥。盯着它，心裏堵着濕棉花。白天沒答上的問題跳回來：「自由是什麼？」那時我覺得，自由是能正常吸一口氣。原來我也身陷恐懼編織的牢籠。

四月中，家裏最後一隻N95用完。父親跑了七間藥房，兩手空空。那晚母親翻出爺爺的舊棉布內衣，戴上老花鏡縫口罩。針穿布料的「嗤嗤」聲和咳嗽此起彼落。第三針扎了手，血珠凝在指尖，像一枚珊瑚胸針。她吮一下手指，繼續縫，針腳密密實實。

口罩歪扭的，中間塞保鮮膜。翌日回校，我在電梯戴上。布料貼着唇，溫熱，帶洗衣粉味和一絲鹹——她指腹的汗。鏡子映出一雙眼睛，望着我像望陌生人。我終於承認，我陷在最後一個災場裏——住着一個認不出自己的少年。

深夜推開天台門，旺角霓虹還在閃，金魚街招牌把空氣染成粉紅。對面大廈亮着零星燈火，每扇窗都像半闔的眼。不只我，整個城市的人都身陷在自己的災場。

這時我看見樓下街角的暖光。明哥的茶餐廳，十一點半還亮着。他把飯盒搬上三輪車，車頭掛紙牌：「免費派飯，有需要請自取。」翌日我排隊，他遞來飯盒，熱氣蒸白膠蓋。他說：「細路，食飽先有力氣讀書。」那句話戳破我心裏的膜，暖意滲出來。

後來整條街動了。我放學去幫手派飯，戴着母親縫的布口罩跑遍唐樓。送給八樓陳伯那天，他隔着鐵閘說：「後生仔，我認得你把聲。你細個成日喺走廊踩滑板車。」我愣住，笑了——幾個月來第一次。

我忽然明白，身陷災場不只是被困，更是被迫睜開眼睛。但災場最殘酷的，是讓我看见自己——那個把答案淹在果汁裏便不敢再舉手的膽怯。我曾以為災場在病毒裏，後來才知它住在我心中，是恐懼，是對明天不敢有期待。

然而排隊那天，每個人接過飯盒時，眼睛都亮了一下。那亮光像黑暗中的火柴，讓旁邊的人看見彼此的臉。災場的光從來不是太陽給的，是一隻又一隻手在彼此掌心點燃的。

災場不會消失，它會換一張臉再回來。但經歷那場寂靜後我學會：當最壞時刻來臨，與其等待拯救，不如成為深夜搬飯盒的人。那場災沒有摧毀我們，它只是讓喧囂太久的城市安靜下來，讓我們終於聽見樹葉的聲音——也聽見自己心裏那個想要伸出手去的念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