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版社的玻璃門再次在後面關上時，總習慣回頭望一眼門楣上的木質招牌。那上面刻著「星火」這兩個字，是那位與我同齡的編輯親手鑿的，筆畫邊緣至今還留著不甚平整的毛刺，像極了我們初遇時那間貼滿海報的陋室。

第一次收到讀者來信時，我正蹲在劏房的樓道修滴水的水龍頭。信封上的郵票歪歪扭扭，字跡卻用力得透了紙背，說：《夢之城》裡那個在天橋下啃冷麵包的主人公，讓她想起了北漂三年的自己。我捏著信紙蹲了很久，直到樓下的電鑽聲再次響起，才發現掌心的鐵鏽混著眼淚湮成了灰黑色。

後來在父親的遺像前，終於能擺上一束新鮮的白菊了。每週三下午我都會去花店挑最新鮮的那束，老闆娘知道我的習慣，總留著帶著晨露的那束。而相框裡父親的笑容還是病床上最後那段日子拍的，那時他已經說不出完整的話，卻總在我熬夜寫作時，顫巍巍地往我桌上放一杯溫牛奶。如今書的版稅單疊起來有半本書厚，我卻總想起他臨終前望著天花板說的那句：「寫下去，總有人看的。」

當出版社搬新址那天，編輯指著落地窗外的辦公室說：「你看，我們現在也能看見中環廣場了。」我望著玻璃倒影裡的自己，襯衫熨得筆挺，袖口露出的手錶是用第一筆稿費買的，秒針滴答聲裡，再也聽不見當年電鑽的轟鳴。書架上擺著精裝再版的《夢之城》，封面上印著「年度最具共鳴文學作品」，而最底層那本泛黃的打印稿，還留著我用紅筆塗改的痕跡，封面上「初稿」兩個字被雨水泡得發皺——那是當年從倒閉的平台搶救出來的唯一備份，也是唯一過去「苦」的證明，提醒著我勿忘初心，苦盡甘來。

上週在簽書會後台，一個穿中學校服的女孩攥著書跑過來，懷裡抱著個筆記本，裡面抄滿了我書中的句子。「我也想當作家，」她眼睛亮得像星「即使以後很辛苦很困難也好，我也想當作家！」我想起自己二十幾歲時，在咖啡店打工的間隙寫在餐巾紙上的片段，突然明白所謂甘來，從不是住進寬敞的房子，而是看到自己曾熬過的那些夜晚，變成了照亮別人的光。

深夜回家時，電梯在十八樓停下。開門的瞬間，客廳的落地燈亮著，妻子正趴在沙發上改我的新稿，手邊的馬克杯還冒著熱氣。牆上的日曆圈著父親的忌日，旁邊貼著出版社團隊下週到郊外採風的通知。我輕輕走過去，看見她在稿紙上畫了個笑臉，旁邊寫著：「這裡的雨，終於停了。」

窗外的月光淌進屋裡，落在書架頂樓那本編號零零一的《夢之城》上。 封面早已被翻得捲邊，扉頁上有編輯當年寫下的話：「我們都曾困在夢裡，是你的文字，讓我們找到了城門的鑰匙。」我忽然想起30歲那個深夜，攥著遺書的手在顫抖，而此刻，掌心的溫度正透過筆桿，落在新稿的最後一行：「所有的煎熬都有歸途，就像所有的雨，終會等到放晴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