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後，十年之後，我背起了那部相機，成為了一名攝影師。當我第一次拿起那部稍稍帶有份量的相機，指尖觸碰上冰涼的金屬機身，我才驚覺，自己竟與曾經最畏懼的物件，締結了最深的羈絆。

在這十年間，我的觀景窗裡走過無數面孔。在深水埗舊唐樓的天台屋裡，一位南亞裔母親將瘦弱的孩子緊摟在懷，我舉起相機時，她非但沒有閃避，反而定定注視著鏡頭，鐵皮屋頂的悶熱與遠方獅子山的沉穩輪廓，在她眼眸裏交織成一種倔強的溫柔，散發着一股濃烈的母愛力量。在大埔山邊一所瀕臨殺校的村校操場上，學童們肆意追逐，他們毫不在意我拍照的快門聲，沉醉在童年獨有的自由世界裏，露出參差不齊的乳牙，笑得坦蕩。我逐漸明白，當年我極力逃開的，從來只是自身目光下的那個倒影。

回到成長的舊式公屋探訪時，母親依舊愛翻那幾本邊角磨損的舊相簿。如今相簿旁又疊了十餘冊新集，裡頭有她在騎樓種下的曇花夜間綻放、父親週末在維多利亞公園練吹薩克斯風時鼓脹的雙頰，以及我在舉辦首個個人影集展時，他們站在我的作品前，悄悄抬手拭淚的側影。我端起相機拍下他們翻閱相簿的模樣，閃燈驟亮之際，母親笑著揚手遮額，嘴裏嚷着：「太刺眼了！」，卻始終沒有真正擋住鏡頭。

某日整理舊物，無意間翻出中三那年跟同學去長洲海邊的相片。夕陽把畫面染得一片金澄，我站立其中，沒有擠出僵硬的微笑，只是靜靜地凝望著那個黑色圓孔。原來從那時起，我便已悄然與相機——也與那個不安的自己——簽下了最溫和的約定。十年前的閃爍只有一瞬，而海風與浪聲裡的暖意，卻真真切切地存放了十年，並將繼續封存下去。

如今，我仍時常遇見畏懼鏡頭的人。他們在廟街的霓虹燈下側首、在叮叮電車上垂目、在茶餐廳卡座裡舉手遮掩面部，像極了當年的我。我總是放下相機，輕聲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們慢慢適應。」等待他們卸下僵直的肩頸，等待天星小輪的黃昏餘暉恰好軟化稜角，等待一個他們徹底遺忘鏡頭存在的瞬間。因為我比誰都清楚，這小小的黑匣子絕非挑剔缺陷的利器，而是繫住記憶的纜繩。每按下一次快門，便是在這座城市急促的湍流中拋下一錨，讓我們不致漂流太遠、失落太多。

十年後的此刻，當閃光燈再度灼亮，我既不再瞇眼，也不再慌怯。相反，我成了舉起那道光芒的人，在他人的生命片段裏，為他們捕獲連自身都未曾察覺的、熠熠生輝的剎那。偶爾在工業大廈的暗房裡沖洗底片，紅燈搖曳之下，影像緩緩浮現於相紙表層，我便想起母親從前說的話：「照片會泛黃，但按下快門的那刻，永遠不會褪色。」

從前我躲避那道強光，如今卻成了主動舉起相機的那人，原來這一路我所習得的，從來不是如何被鏡頭寬容相待，而是如何將那份寬容，傳遞給下一個仍在躲藏的身影。時光從不為誰駐足，但我們能為彼此停下須臾，讓一瞬凝作永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