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機快門的清脆聲響，在畫廊空曠的空間里蕩出細微回音。我按下最後一張照片的拍攝鍵，隨即對著滿牆的作品深深吸了口氣——這是我第一個個人攝影展，主題是「錨點」。展覽入口處，一張泛黃的拍立得掛在最顯眼的位置，向日葵在午後陽光里熱烈綻放，照片右下角寫著：2016年夏，與江澄。

十年了。

我早已不是那個對拍照嗤之以鼻的中學生。現在我的背包里永遠躺著一台相機，像別人帶錢包或鑰匙般自然。這些年間我拍過喜馬拉雅山脊線上第一縷晨光，拍過撒哈拉沙漠里蜷縮的甲蟲，拍過無數陌生人的眼睛——但我的鏡頭最常對準的，始終是那些最平凡、最容易消逝的瞬間。

展出的作品里有一張特別引人駐足：同一片海灘，連續十年的夏天，同一塊礁石上爬滿的青苔在逐年變化，顏色由淺綠到深褐又回歸淺綠，像自然在呼吸。展覽手冊上我寫道：「我們以為永恆是堅固的，其實它是脆弱的。我們以為記憶會消退，其實它只是等待被喚醒。」

三天後的傍晚，一位女子站在那組海灘照片前，看了很久。她背對著我，肩膀微微起伏，長髮揚起，我認出了她右耳垂上那顆小痣。

「江澄。」

她轉過身來。時間在她臉上刻了些許痕跡，但那雙眼睛還在，像十年前一樣盛著光。「我從倫敦飛回來看展，」她聲音有些哽咽，「我母親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你的作品。」

我們走到展廳外的長椅上坐下，就像兩個老鄰居在小區花園裡閒聊。十年里她讀了建築，現在在倫敦的事務所工作。我告訴她我成了攝影師，並且仍然隨身帶著那台老舊相機——它早就不能用了，快門按下去再不會吐出相紙，但我習慣了它的重量，它讓我安心。

「那台相機還留著？」她問。

「它在雜貨間里待了十年，又在我包里待了十年。」

我們都笑了。笑著笑著，空氣安靜下來，風把樹影吹得搖晃。她從包里拿出一本小冊子，翻開，竟是和我們當年那本相冊一模一樣的款式，裡頭貼著各種照片：大本鐘的剪影、泰晤士河的薄霧、攝政公園裡低頭吃草的鹿。

「我也習慣了，」她指著最後一張空頁，「這是留給你的。」

我突然想起十年前我們最後一次合影時那聲清脆的「三、二、一」。此刻彷彿又是倒計時的終結——我打開背包，取出新相機，把她和夕陽和十年的風一起框進取景器里。

「三——」

「二——」

「一——」

咔嚓。

相紙緩緩吐出，畫面漸漸顯影。江澄低頭湊過來看，像從前一樣。

我把相紙遞給她：「貼上去吧。」

她指尖微微顫抖，揭開最後一頁的塑封，輕輕把照片按了上去。十年的空白，在這一瞬被填滿。

然後風又吹起來了，像什麼都沒發生過。但其實一切都不同了——我們終於明白，有些東西不是用來記住的，是用來再次相遇的。而那台老相機就躺在我背包最底層，像一個沈默的見證者，它比任何一個人都更懂得，時間最終會教我們的，是耐心等待快門再次按下的那個瞬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