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覺得你是一個倒霉的人嗎？

其實，倒霉的人不算多，但還何偏偏我是其中一個？

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於今天早上放榜，今年約7.4萬名考生中有四成三考獲『33222』的升讀大學最低門檻。同時，本年度的文憑試共誕生6男5女共11名7優狀元，當中……」

隔壁陳太太的兒子也是本年度文憑試的考生，一大清早便聽見他們的笑聲，一種是老懷安慰的笑、一種是成功後的笑，還有我隔着防盗眼偷看的那種皮笑肉不笑。

「當中10人獲7科5**，1人6科5**加外語A。11名狀元分別來自8間英文學校……」

依舊是冰箱裏面的幾罐金屬罐，「卜」的一聲，易拉環脫下，“咕嘟咕嘟”地將黃湯隨隨下肚。癱坐在沙發上，發現今天比以往早了起床。我不知道從何時起我會睡到日出三竿，只記得十五年前的這一日，我也比以往早了起床。

對我而言，以往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。那是我有生以來最難過的一個夏天，最長的一個夏天。

捧着手裏的會考成績表，一看，再看，六科成績合共20分，照道理應可以「安全」地原校升讀中六，但再細看，英文科成績是 U (不予評級) ，而其中試卷二和三是ABS（缺考）。

考英文科試卷二和三的那一天的早上傾盆大雨，但這並無阻我的信心和決心。過去一年起，我每天在自修室溫習。將過往多年的試卷重做了四次、又在兩年前起養成閱讀英文報紙、收聽英文電台的習慣，不敢稍有鬆懈。我相信，知識可以改變命運，雖然家境較清貧，但我一定會努力考試，升讀大學，不負父母的期望。

剛步入試埸，咦，我的准考證在哪裏？

現在的我只有慌張和忙亂，只好不斷深呼吸安頓自己，並硬着頭皮找監考主任說明實況。

「哦，你臨時找不著准考證？那只好出示身份證進入試場應考了。」

原來，我為求方便，把准考證和身份證放在同一個小布袋裹。現在，都不見了。

試卷二應考時間1小時30分鐘，試卷三應考時間1小時45分鐘，都過去了。

3小時25分鐘後，考生步出試場商討得失考卷，只剩我在試場外抱頭痛哭。

政府不斷強調會致力推廣副學士學歷，並講到副學士是升上大學的「踏腳石」，並提供貸款計劃給我這些窮困學生，也給了眾多公開試失敗者一個希望。

二年後，我比其他中學同學較早「畢業」，成為文學副學士，但卻倒霉地擠不上升讀本地政府資助大學學位。

不打緊，副學士也是政府認可學位課程，不能升讀大學，也能憑籍這找一份好工作，給了我一個盼望。

但是寄出超過百份履歷表，均石沉大海。

「面對SARS的迅速擴散，港府採取史無前例的緊急行動，宣佈把淘大花園E座隔離10天...」

不久，SARS靜悄悄地降臨香港，百日「非典形」生活成該年春天的故事。同時間經濟持續低迷，政府連番施政失誤，加上SARS疫症於社區大規模爆發，市面蕭條，失業率升至8.7%歷史新高。

輾轉之下，我成為失業大軍的一員，積下的學生貸款令我債台高築，希望變作盼望，到頭來只換成絕望。

現實像膠水般粘在記憶中，幾年又過去了。

「拍！」上司憤拍會議桌，粗聲罵道：「去你的！你看看你自己這個月的業績，比起隔壁組落後幾倍。見鬼去吧！我從不養廢物和垃圾，你自己看着辦吧！」

顯然，老闆剛責罵上司，而我這個倒霉的菜鳥則成為了出氣包。

午飯時間，我坐在公司旁的公園長椅。一個杯麵，一瓶水和一台手提電腦，為的只是月底微薄的薪金，這與公園的小橋流水顯得格格不入。如此閒適的片刻，我試着把五指伸到簷篷外，放肆地感受兇猛的陽光。

幾位女生在前方不遠，妳追我逐，互相嬉戲，如看見一群盛放的杜鵑花，紅得像火、開得燦爛。她們洋溢着青春的汗水，談論着彼此將來的夢想，而我只帶着滿身的酸澀，與這倒霉的、那倒霉的，掙扎着、糾纏着。

「11名狀元分別來自8間英文學校，當中大多數來自傳統名校......」

那些消逝了的歲月，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，看得到，抓不著。

你覺得你是一個倒霉的人嗎？

也許你不是，而我真的是一個倒霉的人。